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夏尔马:我看好中国的理由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卢舍·夏尔马(Ruchir Sharma)已经改变长期质疑我国经济及股市的观点,由空转多。

他是这解释这种转变的原因:

我认为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会放缓至2%或3%,甚至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永远赶不上美国,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是这样。

在过去十年左右,我一直在写关于中国债务泡沫的文章,也在写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的文章,即债务、人口结构和更多的政府控制相结合,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达到5%的目标。即便他们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完成了5%的GDP目标。

现在我认为,这种极端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

一、A股指数不代表中国经济

就中国A股市场的上证综合指数而言,过去10年的时间里,毫无作为,始终维持在3000点的水平。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贡献最大的企业并不是该指数中。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和其他所有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的股价才能反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企业没有选择A股市场,是中国政府的原因,还是中国证监会的原因?

作为外国人,我们观察中国经济主要通过MSCI中国指数。该指数筛选成分股的范围覆盖了全球所有中国公司。但是,我也发现一个问题,能够成功入选该指数的前提是已经出现大幅上涨,这就造成该指数口碑不佳。

二、中国的经济增速确实明显放缓

对于我来说,MSCI中国指数比A股市场上的沪深300指数能够更好、更全面地反应中国经济与股市的关系。自2021年开始,MSCI中国指数出现了抛物线式的下跌,这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盘”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中国不承认“崩盘”的措辞。

因为阿里巴巴在海外上市,中国政府对待该公司的态度成为国外投资者判断中国市场风险的信号。恰恰在2020年11月份,蚂蚁金服终止上市。对于海外投资来说,中国政府对待自家企业都是官僚态度,那么对待外国投资者又会好到哪里去呢?所以,我当时撰写文章,称投资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危险。

中国经济已见底

我认为,凡事均有代价,这是我改变对中国态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2024年12月份,我在金融时报撰写文章,批评了美国例外论,称其为一个巨大的泡沫。

我认为,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估值差距已经达到我认为的极限,甚至超过了这个极限。美国为了摆脱自己的衰退周期,而牺牲全球的利益。

与此对应的是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的资金规模与流入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金规模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是第二个极端。

而中国恰恰相反,虽然经济危机使得股价下跌,但也成为最便宜的市场,而美国成为最贵的市场。

凡事匀有代价,因为最贵的市场,就要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继续剥削其他国家。而最便宜的市场,已经为房地产的崩盘付出了代价。同样的上市公司,中国股票的价格至少比美国便宜一半。

而且,近期我们观察MSCI中国指数的走势,非常明显地出现了双底的信号,与中国对民营经济态度的转变遥相呼应。

特朗普陷入囚徒困境

特朗普在去年11月份获胜之后发生一个事情, 值得全球投资者关注,那就是以政治命令的方式要求美国养老金撤离中国。 这是特朗普发动第二轮贸易战的基础。所以很多管理机构纷纷卖出中国股票,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离开中国。

同时还带动了大型主权财富基金跟随离场,各大国际投行也纷纷减少了中国市场的投资敞口。这种资金退潮,确实让中国股市一蹶不振,也打乱了中国经济复苏的节奏。

现在来看,这变相帮助中国做出救市的决策。我了解中国,如果没有外敌侵扰,他们就是一盘散沙。而一旦让他们找到目标,就会迅速团结起来。这种现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能看出来。

而特朗普的贸易战、科技封锁的愚蠢行为,让中国找到了目标。近日中国的两会已经将科技、生物、军事做为国家战略方向。

我比较赞赏亨利・基辛格对中国的战略,用自由、民主的西方文化入侵他们5000多年的文明,经过几代人的洗礼,激发奴性,并给予奖励。就像台湾一样,日本的文化入侵已经让台湾年轻人忘记了自己的血脉。

特朗普不是政治家,用商人的思维看待中国,除了利益外,还是利益。而中国民族凝聚力直接跳出了商业行为中理性人假设,重商主义的哲学框架。

所以,我认为,特朗普正在陷入囚徒困境。

现在能否投资中国

我现在依然认为在中国的投资要冒很多风险,也仍称中国是不可投资的市场。但是,如果离开中国市场也是另一个极端,是错误的观点。

因为中国在对待民营经济的政治立场有所转变。刚才我们提到阿里巴巴,杰克·马(马云)的复出引发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我的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这是诱饵还是改变了什么?而我的回答是,中国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现在看来更具有投资价值。

一、欧洲对特朗普的态度正改变

由于特朗普总是通过强硬的手段迫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改变他们的态度。而他还没有意识,这种行为已经开始为自己四处树敌,虽然美国通过地缘政治和军事上的威慑力实现了其政治或经济目标。但是这种四处树敌的行为将带来不好的结果。

欧洲各个国家对待特朗普的态度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在俄乌战争中,希望开战和停战的都是美国,而欧洲受到伤害却是最大的。现在欧洲各国已经达成军事战略方面的合作。共同保卫欧洲,而不是依赖北约。

二、中国的科技创新超预期

虽然近10年来,中国的顶尖科技人才大量外流,但是中国仍保持足够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尖端科技领域。这在中国是一个传统,当年的“两弹一星”就是在极端落后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的。

美国打压中国,中国奋力反击,这种对抗必然会形成一个均衡点。我的观点是,未来世界将出现三个超级经济体,中国、美国、欧洲。如果我们欧洲不努力,那么世界就不会再平衡,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讲。

从投资角度讲,我们看看特斯拉与比亚迪的区别。比亚迪的盈利能力和特斯拉差不多,但它的估值只是特斯拉的一小部分,年初特斯拉的市盈率超过100倍,比亚迪的市盈率只有15或16倍左右(现在是31.46倍)。

特斯拉的FSD自动驾驶的费用几乎可以买一台同样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比亚迪。作为消费者,我会选择那个?

除了汽车领域外,还有人工智能、机器人、芯片、半导体等等,中国都在自给自足。这样的发展模式在欧洲是无法想象的。这就是中国底层文化带来的凝聚力。

三、中国激励政策很奇怪

我改变对中国的观点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的案例。90年代的日本与当前的中国在人口老龄化、房地产等方面非常相似。日本的案例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打好了草稿。但是中国不是日本,中国会把日本的草稿放大十倍、百倍。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管控力度可以超预期,不像美国和欧洲出现资本左右政治的情况。美联储是独立于美国财政部,而中国的央行是隶属于中国财政部。这种金融系统截然不同。

因此,我认为, 中国自去年9月底的经济刺激政策会超出市场的预期。会让养老金、保险金、主权基金、财富基金从经济刺激中受益。而这种刺激政策在美国和欧洲看来,毫无逻辑。

原因也很简单,刺激政策带来的资金,并没有真正投入到科技企业中,比如DeepSeek、腾讯、阿里巴巴等。其次就是,如此大规模的激励政策,并没有改变中国通货紧缩的经济环境,反而与当年日本一样。

这算不算中国人自己讲的,中国特色?

四、国际资本的选择

我研究美国经济多年,我觉得美国发生的事情中,就资本流动而言发生的事情是极端的。事实上,美国股市占全球MSCI基准指数的近70%,你知道,对于一个不到全球GDP 30%的经济体来说,这些都是极端情况。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上,美元的某些衡量标准已经达到了最高点,因此,我们的想法是,资本将流向其他地方,而中国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中国不应该是唯一的国家。

我的一位朋友是GMO新兴市场业务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Arjun Divecha。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有趣的观点,即政治风险的好处是你可以对冲它。

换句话说,多元化可以应对政治风险。

比如,你无法摆脱美联储将要做的事情或全球经济状况的风险。但如果你有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你实际上可以对冲政治风险,并在事情顺利的时候获得回报。这是我之前没有真正想清楚的一点,这确实帮助我看到了在投资组合中加入中国的充分必要性。

投资中国的预期收益是多少?

中国的衰退与日本的衰退不同,日本当年是市场估值过高,而中国现是市场估值过低。我们期望中国的股票实现1年10倍的回报(这里是打个极端的比方)。但是当年的日本就不行。

投资中国的关键是选择对股东友好的公司。国际市场上之所以不投资中国,主要是指对股东不友好,还会通过资金优势、股权优势大量稀释投资者的权益,同时,还不向投资者分红,也不会向美国那样进行回购。这些问题在其新任证监会主席的领导下,已经通过政策强制要求的方式解决了。

在特朗普陷入囚徒困境后,美元会持续走软。或者说,现在的美元就已经开始走软,这成为变相帮助中国资本市场崛起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你知道,特朗普政府的好处之一就是它在不知不觉中犯错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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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报法律顾问

李明燕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李明燕律师,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执业18年,并兼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硕士生导师,著有《企业大合规》一书。李明燕律师曾供职金融机构多年,精通金融市场领域业务,成功代理多起证券索赔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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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李元律师,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国天普大学,获得L.L.M学位。李元律师曾就职于全国先进法院,并曾在北京市高院任职,专注刑事审判、辩护领域15年。李元律师在刑民交叉,尤其是金融犯罪、犯罪索赔领域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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