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沐研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一直对我国怀有敌意，在媒体上多次无端指责我国。而这位美国政坛的“中国通”，在2025年1月19日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主要谈了对我国的政策反思。

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作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在四年中参与了拜登(Biden)总统许多针对我的国政策。

如今，伴随特朗普上任，这位美国政坛的“中国通”即将退居二线，但是沙利文仍然积极宣传中国威胁论。

纽约时报的记者在白宫的一间会议室，与杰克·沙利文讨论了美国政府对我国的态度。以下是此次谈话中实录，为了清晰和简洁，这些内容经过了轻微的编辑。

1、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拜登团队的政策：

沙利文说，拜登政府试图“从中心辐射和纯粹的双边联盟战略”转变为“在整个地区建立多边结构，或称为多边关系网络”。

其中包括重振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非军事四方联盟，以及与日本和韩国、日本和菲律宾、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建立三方安全合作。

在芯片方面，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围绕极紫外光刻技术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进行努力……这是非正式的，这基本上是与荷兰政府等达成的非正式谅解。”

沙利文说“我们认为，美国实际上需要建立出口管制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出口壁垒。目前，拜登和特朗普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推进，但没有真正做到系统的行动。”

“老实说，与中国相比，我们感到国防工业基础存在巨大差距。我们没有集中力量发展尖端军工科技，所以我们努力阻止国防工业的下滑，守住太空武器、潜艇防御、工业基础等方面完全健康。”

“另一件事是，全球流行的新冠病毒告诉我们，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对于即将离任和上任的政府来说，建立我们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战略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既符合国防工业基础，也能解决更广泛的稀有矿产、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等问题。”

关于试图与盟友就中国问题进行协调：

他说，政府设立了两大政策支柱：“在国内投资，试图改变美国和中国在工业和创新能力方面的相对轨迹；以及对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投资，以便我们将中国战略扩大为真正的区域和全球战略。”

“我们也认识到，有必要在中国问题上与欧洲接触，让这艘船转向。”

在与中国的技术竞争和先进半导体芯片和设备的出口管制方面：

“我们的评估是，中国无法获得高端设备，这意味着他们在中国制造最尖端半导体的能力存在上限，然后他们无法获得各种最高端的图形处理单元，这限制了他们在人工智能前沿的能力。”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很有效。”

沙利文说，对出口管制持批评态度的人有两个理由，他对这两个理由都不以为然。

一是关于执行的困难。

另一个是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否推动了中国加速创新。

他说：“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直截了当：它把时间顺序搞错了。我们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过于公开和明确，这变相促进他们实现半导体制造能力的本土化。”

关于如何与那些希望在先进技术方面与美国和中国合作的国家打交道：

“其中一个层面与中国关系不大，而与以下问题关系更大：美国将成为前沿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地，还是会外包？”所以先把中国放在一边。

当我们想到海湾地区或印度时，我们是想要一个今天依赖外国能源获取能源的世界，还是想要一个明天依赖外国资源获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世界？

这与中国的关系不大，这需要一种理论来确保在美国建立足够的人工智能计算能力。这必然会影响我们对人工智能模型、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出口的看法。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层是关于转移。如果你在第三国拥有高端技术，它会从后门溜到中国吗？是硬件？还是是技术？还是是模式？”

“对我来说，我认为这有一个实际的答案，那就是政府间的协议。

在硬件、模型权重和专有技术方面建立有效的安全保障和透明度，这就是我们在与阿联酋的谅解备忘录中所做的工作，我相信这是一个与该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强大技术伙伴关系的可持续模式。这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战略优势。

而另一种选择是让他们进入中国的技术轨道，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关于亚洲国家希望达成何种贸易协定：

“在我看来，各国正在寻找的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定制化。这不仅仅是一种广泛的市场准入。这是一个国家思考其未来经济模式的特殊需求。因此，我们与这些国家进行的经济对话以及美国的吸引力不仅仅是：我们能否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

让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对日本来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稀有矿产谅解备忘录，这样他们就能从《减少通货膨胀法》中获益。这是他们的首要要求，对他们来说比一些更广泛的贸易协议重要得多。印尼的情况也很相似。这正是印尼所寻求的。从根本上说，他们希望达成一项高标准、稀有矿产协议，这样印尼的镍就可以流入美国的电动汽车制造业、电池以及其他国家。”

关于美国工人和工业是否从早期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受益：

“那么，工人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现在你可能会说，工人符合这个条件。他们会得到成本更低的商品，这对他们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所以我不反对自由贸易。但是它必须有一些理论元素，说明美国的工业基础和在这里建设的能力是如何维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像《减少通货膨胀法》和与日本的稀有矿产协议这样的事情，是考虑未来自由贸易的更理性的方式。”

关于沙利文先生从与中国高级会议中学到的知识： “中国的观点是：如果您要与我们竞争，那么我们将不会与您合作，我们将不会进行沟通。没有第三种选择。

而我们只是坚持我们的理论，即管理竞争：我们将参加竞争，我们将进行剧烈的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共同的领域进行合作。而且，为了负责任地竞争，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进行沟通，包括维持军事与军事沟通。” 。

“我们与中国的谈判，发现了可以共同努力的领域：关于AI、禁毒、核风险、气候、军事。虽然我们正在竞争，并且是激烈竞争，但对共同努力的领域仍然具有稳定的沟通合作基础，因此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并不会处于向下螺旋状态。对于双方之间的关系，这是四年来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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