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这是子沐研究收到的来自桥水基金的市场分析稿件，该稿件也发给路透社等媒体，子沐研究直接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其主要的观点就是说，在重商主义的经济竞争下，社会主义会赢得贸易战。但其并不赞同。资本主义发明了重商主义，这样就能控制全球的经济，这是一项剥削制度下的产物。而中国竟然突破了这一边界。所以这不是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不想看到中国用他们发明的制度统治他们。

以下是翻译的文章全文：

1965年，《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引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用财政赤字来管理商业周期——曾经是一个非正统的想法——已经成为主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推动了市场的结果。

当社会对政府角色的看法发生转变时，就会影响到投资者。观念的转变改变了人们对政府应对经济状况变化的期望，并决定了政策对经济的推动程度。例如，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对理解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至关重要。

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新自由主义是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各国降低关税，实现经济一体化，并根据比较优势领域进行专业化。美国帮助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全球性机构，以加强自由贸易。

随着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突破界限，这一全球合作体系和健全的机构正在瓦解。随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战后经济秩序有望永远改变。

它将被一种准现代的重商主义体系所取代。18世纪流行的“重商主义”一词，是用来描述殖民国家的经济政策，其重点是管理经济，以建立国家权力。

作为工程师建立我们的全球经济模型，这个新系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它是有机的，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定义。尽管如此，我们认为粗略地建模和处理差异比根本不建模要好。

我们在桥水建模的现代重商主义的四个原则包括：

1.国家在协调经济以增加国家财富和实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贸易平衡是国家财富和实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应避免贸易逆差。

3.工业政策被用来促进自力更生和防御。

4.国家冠军企业受到保护。

重商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传染性。战后的自由贸易体系依赖于美国的软实力以及许多国家对该体系的普遍尊重。但随着一些国家叛逃并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全球体系缺乏足够的权威来阻止它们。每当另一个国家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时，它就会促使其他国家做出类似的反应。

中国将缓慢的增长变成了死亡螺旋。虽然许多国家在中国之前就突破了边界，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有效性打破了原有的秩序。通过货币管理、公共采购、国家补贴、保护主义和其他隐性补贴，中国发展了一系列主导产业，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和电池。

中国作为美国经济实力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崛起，令自由世界的许多人感到担忧。它引发了人们对供应链依赖、制造业缺乏活力以及国防工业基础不佳的担忧。国内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正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考虑，降低消费品价格和提高市场效率的资本配置是否值得。在过去的八年里，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削弱了世贸组织的秩序——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利用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并推动《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和《芯片法案》（Chips Act）等产业政策。

随着中国和美国如今加入重商主义阵营，要求欧洲效仿的压力越来越大。欧洲大陆在对世贸组织原则的承诺和应对竞争威胁的需要之间左右为难。

正在推动欧洲更加独立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美国大选后发表了一些尖锐的言论：“世界是由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组成的。如果我们决定继续做草食动物，那么食肉动物就会获胜，我们将成为它们的市场。”

现代重商主义将重塑全球经济秩序。政府的政策将减轻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因为它们的生存将关系到国家利益。关税、产业政策和出口管制将为政府希望存在的各类公司定义一个市场。市场在决定企业成功方面的作用将会减弱。

在一个重商主义的世界里，那些依赖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来实现增长的国家面临的风险最大，因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经济体美国变得不愿吸收这些顺差。对重商主义政策的报复可能会超出关税范围。

贸易逆差国家将在贸易战中占据上风，因为它们将有比贸易伙伴更多的进口产品需要征收关税。相互竞争的国家可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回应。报复可能是明确的，比如中国将更多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名单，该名单限制在中国的投资和参与与中国相关的出口活动。或者，报复可能是微妙的，比如欧洲加大反垄断力度，或者征收影响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

资本家一直担心社会主义会终结里根-撒切尔的经济体制。相反，现代重商主义正准备发动最后一击。我们现在都是重商主义者，其影响深远且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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