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年会。我谨代表证监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借此机会，我围绕“以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主题，谈一谈学习五中全会精神的思考和体会，供大家参考。

　　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资本市场作为现代经济金融体系的枢纽，应进一步发挥资源配置、资产定价、风险缓释等功能，通过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供给需求匹配、金融结构优化、更大力度对外开放，助力落实“双循环”战略。去年以来，证监会认真贯彻国务院金融委“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以科创板和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为引领，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更加注重投资端与融资端平衡，更加注重扩大机构投资者力量。一方面，今年以来沪深交易所新上市公司340多家，其中科创板和改革后的创业板接近180家，有力服务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更多长线资金配置A股，与去年初相比，权益类基金规模增长69%，专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持续提升，市场结构和生态发生了积极向好变化。

　　资本市场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微观基础。前不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明确了新形势下抓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实施路径和具体任务。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阶段和上市公司实际出发，应重点把握产业的先进性、治理的有效性、监管的适应性，推动以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增强产业先进性，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家数已达4100家，位居全球第三，涵盖了国民经济全部90个行业大类，虽然家数只占全国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一，但利润总额相当于规上企业的约五成。实体上市公司作为产业“排头兵”，率先克服疫情影响，经营业绩实现了“二季红”“三季进”，产业强国中坚力量的作用更加突出。

　　从整体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必须紧紧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形成与“双循环”格局相匹配的上市公司产业结构，促进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一方面，在扩大增量上做文章。科创板要坚守“硬科技”定位，创业板要切实服务“三创四新”，稳步在全市场实施注册制，引导具有核心技术、富有创新力、行业领先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产业先进性。另一方面，在优化存量上下功夫，支持已上市公司淘汰低效供给，出清落后产能，加快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从低端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转型，提高核心竞争力。

　　二、增强治理有效性，抓牢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治理问题至关重要，没有有效的治理，不可能成为“百年老店”。企业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市场风险、合规风险、债务风险等诸多不确定性，但最根本的还是道德风险，即“关键少数”违背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等义务，滥用控制权或优势地位，严重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防范道德风险，既需要监管等外部约束，也离不开公司治理的内部制衡。

　　从全球范围看，公司治理的传统可以分为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199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融合上述两大模式，制定了《公司治理原则》，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基准。2015年，OECD根据国际公司治理实践，修订了《原则》，高度关注股东权利平衡，强调利益相关方对公司治理的作用，突出公司的整体风险管理。2016年，我国在G20杭州会议上郑重承诺支持OECD《原则》的落实。2017年，证监会应邀以“参与方”身份加入OECD公司治理委员会，并在涉及《原则》实施工作时升级为“联合伙伴方”。2018年，证监会吸收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经验，修订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今年，在国发14号文中，规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被列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17项具体任务之首。从我国实际出发，推动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要在“三个突出”上下功夫。一是突出规则监管。强化治理规则的确定性、可操作性，避免治理要求过于原则和抽象，通过清晰、明确并得到严格执行的规则，为上市公司完善治理提供引导和遵循。二是突出分类推动。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重点是“转机制”，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激励约束相容机制，提升企业内在价值。对于民营上市公司，重点是“强内控”，针对部分公司股东行为不够规范、股权关系不够清晰等问题，强化公司治理底线要求。三是突出治理实践。近期，证监会将启动为期2年的公司治理专项行动，要求公司对照监管要求，全面自查、严格整改，实现治理水平整体提升。

　　三、增强监管适应性，优化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环境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企业自身承担主体责任。同时，资本市场监管也要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增强适应性，不断健全股票发行、并购重组、退市等基础制度，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的环境，支持上市公司做优做强。

　　第一，健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切实把好“入口关”。注册制是比核准制更加市场化的股票发行制度。从国际经验看，成熟市场普遍实行注册制，但没有统一模式。近年来，证监会把握好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3项原则，全力以赴推进注册制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注册制改革只是有了好的开端，有些制度还需要不断磨合和优化。在接下来全面实施注册制过程中，应当牢牢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不断提高注册制的适应性。要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在确保真实、准确、完整的同时，促进信息披露更加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要进一步推动信息披露电子化、线上化，既便利投资者阅读，又降低企业披露成本。

　　第二，健全并购重组市场化机制，更好发挥主渠道作用。从全球经验看，并购重组是企业发展壮大、提质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曾说过，没有一家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兼并成长起来的。微软自1996年以来共实施各类并购400多次，交易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实现了从小型软件商到全球科技巨头的重大转变。境外成熟市场的并购监管侧重于“公平游戏规则”，支持市场主体充分博弈，压实中介机构责任，依法查处违规行为。“双循环”格局下进一步提高我国并购制度的适应性，要以实施并购重组注册制为抓手，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丰富市场工具，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强化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提高经营效率。

　　第三，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实现“退得下”“退得稳”。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才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进不出”将扭曲市场估值体系，导致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前些年，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各方面认识不统一，退市机制不健全。2001-2018年，年均退市公司仅6家，年均退市率0.36%；而美股达4%，是我国的10倍。其退市比较顺畅，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退出渠道多元，强制退市只占市场退出的5%，通过私有化、重组等其他方式退出占95%；二是集团诉讼等司法救济机制比较健全，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我国退市制度的适应性，也要通过重组一批、重整一批、退市一批，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同时，对于严重财务造假的“害群之马”、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空壳僵尸”，增强退市刚性，决不允许“久拖不退”。落实新《证券法》，推动投保机构代表人诉讼制度尽快通过典型个案落地，实现市场出清与保护投资者的双重目标。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助力资本市场服务“双循环”，这是一篇大文章。我就先谈这些。预祝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