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当时有一个中日友好人士冈崎嘉平。1978年改革开放后，他提出他出钱选两个人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

在1982年底，共青团中央和当时的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组成联合招考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招两个人去日本学习。当时招考有三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要符合；二是日语要好，因为第一天到东京，第二天就要用日语听课，没有时间进修日语；三是要懂得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当时大学没有这样的课程，找不到懂证券的人，招考小组在京津沪三个直辖市都没找到合适的人。

我是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有一天，深圳市团市委通知我到广州去参加这个考试。日语笔试的时候，时间还没过半，我就答完了卷子。考试结束的时候，监考老师拍一下我的肩膀，说你跟我到二楼，我们考一下你日语口试，还有证券和证券交易基本知识。当时的考试，除了日语口试，更重要的一关就是要懂得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因为之前在京津沪的考试，日语专业能找到人，但是懂得金融证券知识的一个也找不着。

到了二楼以后，因为我是外语学院日语专业的，日语口试没有问题。有关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我也全答上了。他们感到很震惊，问我是从哪儿学的这些知识。我说我来自深圳经济特区，半年前我在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借过一本这方面的书。我认真研究过这本书，还做了读书笔记，为了这个考试，我把笔记又翻了一遍。

他们听完蹦出了一句话：老禹，你帮了我们大忙。然后就拍板定下我了。这样我就被选送去日本学习。1983年我到日本，1984年底回来，客观上为深交所筹备储备了人才。

1984年我从日本回到深圳以后，去深圳市委组织部报到，当时组织部副部长说，老禹，我们都知道你在那儿学得不错，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建立证券市场，所以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样我就回了爱华电子公司。

有一天，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派他的秘书到我家，他说梁湘市长想跟你聊聊。第二天我见了梁湘市长。他说，我们要到日本发行日元债券，你要跟着我们干啊。我说你调我，我就出来。但是后来爱华不放人，并且爱华是隶属电子工业部的。这样我没被调出来。

过了大约一周时间，当时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张鸿义行长也来找我。我说梁湘市长都把我调不出来，你有啥法子？他说，老禹，只要你愿意干本行，事在人为，我们想办法啊。一番努力之后，我到了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张鸿义行长后来升任深圳市副市长。到1988年成立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时候，张鸿义担任组长，我就也到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工作了。

深圳经济特区1980年8月成立以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

1988年5月，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率团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招商引资，在伦敦进行的一次推介会上，参加会议的境外大基金、大证券公司老板跟李灏书记说，你不是要引进外资吗，我们这一个基金的老板手里就有几亿美元，在座这么多人，就有几十亿美元。但这些钱只能投资股票、债券。所以我们建议李书记回到深圳以后，建一个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给我们一个投资的机会。

于是李灏书记在回国途中，途径香港，找到香港新鸿基公司。当时新鸿基公司的老板叫冯永祥，李灏书记跟冯永祥说：冯先生，我请你当深圳市政府顾问，你帮我做几件事，一是协助深圳市政府制定深圳市金融证券发展的总体规划，二是请你派人到深圳帮助我培训资本市场的人才，三是当我启动筹建深交所的时候，相关的一些资料，不管英文的、中文的，你都给我们提供。

新鸿基第二个月就派了专家到了深圳。从6月到9月，共办了四期深圳市资本市场培训班，总共培训了200多位金融证券方面的人才。到了1988年11月，成立了深圳市政府的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担任组长的是分管金融证券的副市长张鸿义，我是他属下的专家小组的组长。成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着手创建深交所。

在专家小组，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了200多万字的境外资料，当时我们请了新鸿基公司当顾问，他们把香港的一整套资料给了我们，比如说香港证券交易条例、投资者保护条例、会计制度等，全是英文的。然后我们资本市场专家小组八九个人，还有武汉大学四五个研究生，一起来翻译这些英文资料。有什么问题时，直接请教新鸿基公司。

从198８年11月到1989年４月，我们翻译、借鉴境外的法律法规，共计200余万字。1989年５月至９月，由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组织各方专家进行十多次论证定稿，形成了一本《蓝皮书》，全称叫《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这本《蓝皮书》就是打造深交所的蓝图，后来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提供了借鉴。

1989年9月8日，我和周道志执笔写了关于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市政府在1989年11月15日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市政府财经处的同志不懂证券，不知道怎么起草这个批复，张鸿义市长就打电话让我来写这个批复。所以说，创建深交所的请示和同意成立深交所的批复，都是我协助起草的。

深交所最初筹备的时候没有钱，专家小组请那些研究生帮我们翻译资料，不能不给人家钱，人家到深圳起码要吃、要住。于是那个时候我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借了一整套房子，又借了一些桌椅、板凳、被褥等等东西，那一套房既是宿舍，也是饭堂，同时还是办公室，我们就在那儿开会、写文件。我们还得到了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20万元无息贷款，作为专家小组开办费用。

1989年底，我把原深圳发展银行第一副行长王健请出来成为搭档。1990年1月1日开始，我们把深圳的国贸三楼作为深交所筹备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实际上是几间仓库，我们做了简单的装修后就开始办公。所以联办当时来帮忙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国贸三楼的办公室，只有几间房子，不够用，也没几张办公桌。当时联办的高西庆来帮助我们修改深交所的一些业务规则、章程，就是在一个小小的茶几上，我们两个人蹲在那儿，他拿一支笔，我拿一支笔，就那么改。这就是我们的创业。

联办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的蓝皮书也是集思广益，除了联办帮我们修改完善外，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讨论过十多次，各方面的专家都参与，也请香港联交所的人过来。可以说，我们这一套东西比较完善。深圳本身就是个试验场，我们试验成功的东西，就辐射到全国，为全国服务，这是我们的胸怀，也是我们的任务。

1989年深圳市政府的市长热线电话接到一个股民投诉，他说听说你们要搞一个资本主义市场？市长一听又好笑又觉得需要解释清楚，就把我叫到市政府去，我就写了一个文章通俗易懂地解释了什么叫资本市场，以消除他们的误解。我说资本市场简单地说是一个长期资金市场，这个长期资金市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国家也需要，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还有其他的有价证券，再加上银行一年期以上的长期信贷，这些工具组成的资金融资市场就叫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

李灏书记听了说，那干脆叫证券市场，免得他们给你叫资本主义市场，于是把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

关于股份制，关于证券市场，当时因为姓资姓社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争论非常激烈。到了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第二次来深圳，他讲了一段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好不好，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有没有危险，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的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如果不是邓小平讲的这段话，可能到今天我们都还在争论股份制、证券交易所到底姓资还是姓社。

1990年5月，我们准备工作就绪了，就去北京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时任央行监管司的司长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没人敢批的，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我说：司长啊，卖菜叫菜市场，卖肉叫肉市场，我挂个牌子叫深圳证券市场，人家外国人看不懂。回来以后，我跟王健说换个名字吧，叫“深圳证券交易中心”（不是几年后出现的那几个省区办的证券交易中心），改了没几天。看到报纸上发新闻，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底开业。我跟王健又说，他都见报纸了，我们到现在还不敢恢复我们原名字，不行。所以深交所1990年12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的时候，我们就用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

1990年5月，深交所一切都准备好了，原来选到8月开业，临近要开的前两天，传来风声“不能开”。第二次要开的前两天又刮来风，“不准开！”但这个时候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底要开。所以1990年6月，我们给李灏书记当面汇报这件事，李灏书记说，我以为你们没准备好呢，弄了半天是这回事，你回去，这事我后面会处理。

到了1990年11月22日，李灏书记带着郑良玉市长、张鸿义副市长到了深交所筹备组。李灏书记走进会议室，还没坐到沙发上，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们是来拍板的。我说，今天你们拍板，明天我们就开业！李灏书记说，老禹，你不是跟我汇报，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来来来，先给我们表演一下，看看再说。

我们早都准备好了，拿出红马甲，先上板竞价，拿油笔写白板，紧接着进行手势买卖。在演播室，特别是模拟电脑成交画面，你想想，28年前，谁见过？这时候赞同的人、反对的人都看得出神了。李灏书记就说，你们看，一切都准备好了，干嘛不开呀？散会时，李灏书记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集中交易，这件事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最后拍板定了，今后不再开会研究！”

深圳当时规范化操作只有一只股票，所以在1990年12月1日周六的上午，安达股票的成交标志着深交所开始集中交易，标志着新中国从这一天起就有了资本市场。当时开始集中交易敲响的一口钟，是我请人从香港买回来的。在中国历史上，钟在商朝就出现了，古代大的庙宇，大的官方场合，用的都是钟。

第一天交易大厅里面有12家证券营业部。1990年的5月，我们从北京回来没有拿到批文，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于是我和王健商量，我们先给各个证券部发通知，让他们在7月初把他们要穿红马甲的人的名字报给深交所，我们代他们统一制作红马甲。7月26日深圳证券交易中心培训班结业，这又是一个历史见证，当时深交所的名字还叫深圳证券交易中心。红马甲培训了一个月，当时红马甲毕业考试的题目，是我最后定版的。

图片说明：1990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中心交易员培训留影。（深交所提供）

图片说明：深交所会员培训班，讲台上为禹国刚（深交所提供）

我这一辈子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和王健还有其他同志一起把深交所建立起来，第二件事就是我主持工作期间实现了深交所的“四化”，即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

交易电脑化和运作无大堂化是学习纳斯达克，交收无纸化是学新加坡的，通信卫星化是我们自己最先发明的。深交所是第一个同步实现“四化”的证券交易所。今天只要你开了证券户、资金户，走到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卖深市的股票。国外还没有证券市场能做到这个程度。

这两件事是我一生中引以为自豪和感到高兴的事。当然这也是大家的功劳，我只是做了我应做的事，我尽了我该尽的力。证券很大，我们很小。

第三件事就是我最近在做的，深圳证券山公园（编者注：位于深圳市龙岗区五联社区，是一座金融证券文化主题公园）。深圳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源地，证券山公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记忆”。几十年后，人们的记忆淡薄了，有些人忘了，记不起多少事了，但只要在这个公园走一走就会明白，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深圳起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未来深交所的发展，我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深交所从一开始就规范与发展并重，这个原则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第二句话，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老一辈资本市场建设者们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和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改革开放、继续前进，努力建设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特色资本市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个人有几点想法。第一，注册制要尽快上。第二，应该尽快修订《证券法》，因为有些法律条文与今天的发展已经不适应了。比如说内幕交易，原来的《证券法》里面处罚太轻。通过重罚加上其他配套措施，从根本上杜绝内幕交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三，深交所负有历史使命，特别是修订创业板规则，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做好资金支撑服务。。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深圳南依香港，北临广州，地理位置很优越，还有众多高科技企业，是一个创新活力很强的城市，这是深圳的一大优势。深交所应该更好地利用大湾区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1993年我主持工作期间，给深交所制定了一个发展规划，就是要把深交所建成一个辐射面比较广的、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亚太地区一流的证券交易所，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我希望未来的深交所不仅是亚太地区一流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在全球，都有它的份量和地位，是国际一流的证券交易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新的更大的贡献。

（内容转自《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