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股市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从1400多点跌至不到400点。刚到北京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接到一封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写给他的信。信里说，股市暴跌，200万新入市股民坐卧不安，痛不欲生，其中二纺机的8个纺织女工，把退休养老的几万块钱投入股市，买了自家工厂的股票，谁曾想股价从25元跌到4元，他们都急哭了。
复旦教授在信里呼吁：中国股市，现在这样太低了，国家要管管。
朱镕基见信后很关心这件事，赶在访问英国前专门给证监会和上交所打了个电话，指示他们稳定股市，不能让它再向下跌了。
这时候的证监会才刚成立一个来月。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在筹备的时候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北京凯宾斯基酒店租了一间会议室，重点听六位经验丰富的台湾金融界人士讲政府、市场、投资者三者的关系。
二是请一些香港和海外的朋友帮忙整理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以来世界历次股灾的资料，最后他据此写了一份两万字的报告，向外表达了证监会的监管纲领：股灾和重大风险事件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历史会不断发生，无可避免，既然风险不可避免，监管机构的任务就是使它少发生，发生后尽量少损失。
然而，证监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受到股市行情的困扰，在92年大跌的环境中，不断有地方政府向高层领导要求救市。写给总理的信只是当年要求救市的一例。
最终，证监会经过各种权衡，不得不在94年年中发布“三大政策”出手救市：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这几个政策也是之后历次救市的标准操作。
三大政策出台后，股指跳空高开，第一个交易日股指急速飙升超30%，1个月后大盘指数从300多点涨到1000点之上，涨幅超过200％，成为证券史上股指上涨速度最快的一次。
然而和后来历次救市的结果一样，这次短暂的政策刺激之后，是绵绵不断的阴跌，A股在之后进入了长达1年多的漫漫寻底路，一直到96年年初才真正见底反转。
刘鸿儒这个月接受《中国金融》的采访，回忆起当证监会主席的日子忍不住感叹：股市大起大落，本是市场自身的供求问题，最终却上升为政治问题，
“三分业务，七分政治”。
他总结说：这背后，实质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在之后近30年的证券市场历史中，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以至于几乎困扰了每一任证监会主席。连后来被称作“强势周”的周小川，在任期内，也没能逃过“被指数指挥”的魔咒。
本来周小川就任证监会主席，市场是以几乎全线涨停来欢迎的。
他上任后要求证监会不调控指数，把上市审批制改成了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改革新规不断，李大霄在评价周小川时期的证监会时说：当时的股票市场非常强调中国特色，但周小川很明确，就是要大力引入市场化。他任内最知名的一句话是：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
但随着2001年10月下旬大盘溃退击穿519行情恢复前的铁底“1514”，这句曾经引来欢呼的宣言就成了批评的靶子，他和项怀诚之前一直认为利好股市的国有股减持计划，最终在指数跌破1514的当晚被紧急叫停。
可以说，只要股市有需要，证监会和证监会主席的面子，根本不算什么，都是可以随时拿来祭天的。
这次证监会在盘中突然发声明，因为三条改革思路跟之前严监管下的画风很不一样，很快被解读为“证监会的罪己诏”、“打脸”。三条声明一条对应回购和并购重组，一条对应包括险资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入市，还有一条明确了减少干预的监管思路。
而前年刘士余刚接下肖钢留下的烂摊子，就明确抛出了“全面监管，依法监管，从严监管”的新思路，并购重组、险资入市以及严查涨停板，都是当时监管重点。两年之间，证监会办结300多件立案案件，做出200多个行政处罚，一再刷新罚没记录，算是把“严监管”做了个扎扎实实。
期间，与严监管伴随而来的还是有“刘氏金句”，比如突然脱稿怒斥险资举牌是“妖精、害人精”，说资本市场上“地鼠多、黄鼠狼多，大鳄也不少”，还直言了解资本市场各种乱像后，“开了眼界，也很震惊”。
在之前，虽然刘士余犀利直接的语言风格屡屡被嘲，但市场在新主席上任后一直维持上涨趋势，尤其是市场经过分化，白马蓝筹一骑绝尘，小票下挫，被认为价值投资的时代来临，所以有嘲弄刘主席的，也还是有大把为刘主席说话的，刘氏“狠话”一直没断。
但从今年春节之后，A股进入单边下行趋势后，刘士余露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刘氏金句更是几乎绝迹。，因此，这次证监会在白马股连跌两天之后，盘中抛出这份跟之前风格不同的声明，被解读被“打脸”，并非毫无因由。
只不过，历数过去的证监会主席，没有被打过脸的真不多，大部分证监会主席都是在收拾烂摊子中走马上任，再在下一个烂摊子收拾不了的时候被“轰下去”。
刘鸿儒在327国债的阴影里悄悄退场，第二任主席周道炯被人威胁“杀全家”，周小川顶着“国有股减持失败”的帽子调离，连在证监会主席位置上呆的最久的尚福林，离任时也仍然免不了在救市不利的质疑，郭树清作为最短命的证监会主席，受到的批评就更不用说了，而肖钢则早在2015年第一次大跌的时候就屡屡“被辞职”，最终在熔断机制被骂的一无是处中黯然消失。
可以说，历任证监会主席，一旦想市场化，就会出现股指死给你看的风险，而股指一下跌就会先有“托市“的需求出现，而”托市“本身显然又是跟市场化相背离的。
这个矛盾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上任之初就意识到了。03年两会前，刚从周小川手里接过证监会主席位置的尚福林，邀请了两个证券期货界的人吃饭，其中谈到证券市场的定位问题说：我国的证券市场，不是被定位于融资工具，就是被定位于社会稳定器，证券市场都成立十几年了，股市定位还如此模糊，这便是问题。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证监会主席能解决的。早在90年代初，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到香港考察的时候，香港联交所总裁袁天凡就曾对他说：搞证券市场市场没有一个国家不出问题，它是一个大众化的市场，根本不依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的责任是让问题出的少一点，小一点。你要跟你的上司讲清楚了，否则人家会以为你把市场搞坏了。
这番话，一直等到尉文渊在327国债事件中被牵连调离后，才体会到其中深意。
不过体会到也可能没有多大帮助。历任证监会主席中，股指表现最好的周正庆并不是跟上司讲清楚了这一点，而是完全用另一种方式迎合了市场。
跟金融领域普遍的海归派不同，周正庆是证监会历史上少有的，对“证监会只管监管，市场好坏与其无关”、“政府不能用政策引导和支持股市”的鬼话完全不信的监管者。
他任内正逢国企改革，深知改革之难，周正庆主动提出证券市场要为国企解困服务。这个举动引起了海归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国企天生僵化低效，改制上市属于资源错配。但最终周正庆的坚持胜利了。
尽管周正庆任内，政府这只手对股市的调空的密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带来的疯狂坐庄也成为这个时期的鲜明特征，但由于直接点燃了519行情的大火，周正庆的证监会履历比其他人要顺当的多。
也许是因为他一早就比其他人看的明白:只有股市每年都有一定幅度的上涨，才和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吻合，才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欢迎的股市。
来源：刺客见闻
作者|刺客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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